成祖以后，明廷仍屡申“严私通番国之禁”。但远不如洪武年间严厉，禁令的范围也逐渐缩小。永乐年间对朝贡贸易的违禁事件，成化年间对官吏私通番国的贸易事件，都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。正德、嘉靖年间，西方殖民主义者渐次到东方寻找殖民地。嘉靖三十二年，葡萄牙殖民者以晾晒水渍货物为由，强借澳门。他们盘踞澳门，不服“抽分”，贩卖奴隶，危害明朝主权，并转向福建、浙江沿海管理违法的贸易活动。当时管理海上贸易者获利甚巨，故官僚地主多与商人相勾结，凭恃权势和厚资，串通官府，逃避禁令，招诱破产贫民出海。或违禁“私造双桅大舡下海”，有的则“私充牙行，居积番货，以为窝主”。
有的舶主更“名为商贩，时出剽劫”，既是走私商，又是海盗。有些豪门世家、奸商舶主，利欲熏心，不仅与葡萄牙殖民者进行非法贸易，而且勾结倭寇在东南沿海一带掳掠杀害中国人民，构成了有明一代的“倭寇之患”。嘉靖元年，给事中夏言认为倭寇起于市舶（即贡舶），建议罢市舶，厉行海禁。朝廷接受建议，封锁沿海各港口，销毁出海船只,禁止下海捕鱼捞虾,断绝海上交通。凡违禁者，必依法处以极刑。
明廷严厉的海禁政策，并不能阻遏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，相反，参加对外贸易的人越来越多，朝廷无法禁绝。同时，正德、嘉靖年间海禁政策与洪武年间有所不同，洪武年间尚进行有限制的贡舶贸易，而正德、嘉靖年间所有的对外贸易都被禁止。这实际是闭关主义的表现形式，它阻碍了中国与邻近国家的商品交流和国内工商业的发展，故广东和福建的地方官员主张开放海禁。隆庆初，旧日的海禁政策已经不可能维持下去，而东南沿海的倭患又已大体平息，朝廷在舆论影响下，才批准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的建议，开放海禁，“准贩东、西二洋”，以征收商税，增加财政收入。
开放洋禁，即等于明政府允许私人海外贸易的合法存在，这使参加海外贸易的中小商人大大增加。他们凑集资金，建造海船，装载土产，径往东、西洋，与海外诸国贸易。朝廷的商税也因此不断增长。漳州府在万历三年征收税银六千两；万历二十二年则征收银约三万两，增加五倍。海外贸易的发展，促进了东南沿海地区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的繁荣，为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提供了有利条件。
海禁的开放也是有限制的，弛禁初期颁发“引票”五十张，万历中增至八十张，东、西洋各四十张。出海贸易者，均须经海防同知批准，领取“引票”，到指定地区贸易，并在规定的期限回港。对前往贸易的国家和地区也有一定限制，日本即在禁止通商之列。另外，对出口货物的品种也有所限制。这类规定依然严重地束缚着海外贸易的正常发展。
“王爷，咱们若是设置了像前明的贸易使司，在海洋贸易上必将会有长足的发展，对咱们以后的管理也更加有利和方便。而且，现在东、西二洋基本上就掌握在咱们马尾海军之手，贸易使司设置了之后，若是有人敢不遵守，海军便可以随即严厉出手大打击，对于海上走私，更是要严加防范，不过，属下以为，至少在最近十年是每人敢犯的。这样一来，咱们福建的海洋贸易越加的规范化，会让更多人参与海上贸易。到时候，这贸易使司就是咱们的财富来源！”姚启圣面带微笑，侃侃而谈。
十六、十七世纪可是两个疯狂的世纪，这两百年的西方新兴的海上强国展开了全球性的殖民掠夺，虽然对还在沉睡的古老的中华影响不是很大，但很大程度上还是促进了明朝的“洋禁”政策，比如奴隶贩卖，虽然他的数量远不如非洲黑人来的多，但一方面也促使了明廷的重视，果断的执行了“洋禁”政策，以保护沿海的百姓，还有就是倭寇，他们勾结各国海盗，甚至还有中国人自己，疯狂的侵扰沿海地区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这也是“洋禁”的一个重要原因，以至于后来东南沿海的倭患又已大体平息之后，朝廷在福建、广州开部分洋禁之后，日本依旧是明廷明文禁令不允许通商的国家。
“哈哈，咱们英雄所见略同啊！朝廷就是笨蛋，禁海虽然保护了沿海百姓不受外敌侵害，但也让海盗们没有了顾忌，因为朝廷不能出海打击他们，还有江浙一带的走私，面对海洋贸易那么高的利润，商人们不铤而走险才怪。要不是我马尾海军折腾了一年多，清剿了众多的海盗，不知道沿海百姓还要受多少的苦！现在咱若是设置了专门的贸易使司，那么全福建的贸易就都走上了正轨，福建的发展速度会在现在的基础上在增加一倍不止！”耿精忠憧憬的说道。
说着耿精忠心中还在不断的感慨，这个时候的中国人又怎么会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呢，他们更加看中的是土地，土地才是最大的财富，岂不知海洋蕴含的财富远远高于陆地，即便耿精忠此刻满大街的去说，还是会有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会相信他的言论，只有少数人会有些启发，但除了盲目崇拜他的，恐怕真正相信的人屈指可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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